微信激活大众表达欲

徐兆寿   2016-05-08 03:41:20


微信对于我和这个时代,意味着解放,也意味着新的担忧、恐惧

文 / 徐兆寿

媒体的本质意义是一个平台、中介,其作用在于传播。微信颠覆不平等存在,从而激活大众。微信圈是朋友圈,让我们看到一个丰富无比的世界。微信在真正地改变着世界,但是世界并不真正理解微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何为自媒体。自媒体是倒逼中国进行全面改革的软运动,也是倒逼中国言论立法的一个拐点。言论的界限在哪里?这个界限不仅指个体言论,还有官方言论。言论到什么地步就成为犯罪?它必须明确,否则,每个人都将有可能超越言论的界限,成为潜在的罪犯者。

微信导致社会焦虑

微信的无序导致整个中国处于焦虑之中。这种焦虑分为两种:一种是影响的焦虑,一种是权力的焦虑。

所谓影响的焦虑主要来自欧美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对整个中国文化的焦虑,国学正是在这种焦虑下诞生的。这种焦虑导致现存所有文化秩序的错乱。因为“人家美国”“人家国外”“我在欧洲的时候”这些话语的前缀构成了一种世界观,即我们的世界观已经是一个欧美中 心主义的世界观。我们以那些可能存在的、也可能是我们想象的欧美世界观作为我们存在的价值、背景的评判标准和大同世界。这种现象诞生于“五四”时期,钱钟书的《围城》里对此有大量讽刺。但近三十年来,这种观念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为盛行。

它使我们对现存的一切都从心底产生不满,即使我们可能拥有比欧美人更多的幸福感,我们也会觉得没有人家幸福。几十年来,欧美文学包括拉丁美洲的文学统统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整个世界在我们的心中汹涌澎湃着,但我们仍觉得我们在大海的边缘流浪,我们渴望世界的浪潮把我们卷走。

而所谓权力的焦虑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政党,二是来自以东方观念为主的知识分子群体。前者将其当作一种意识形态,这是肯定无疑的。因为影响的焦虑最后必将导致政体的欧美化,这就使执政党处于极度焦虑之中。执政党的话语在这种影响中丧失其权威、公信,甚至有可能被认为是谎言。它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仍然处于这种焦虑之中。一旦顺着这种影响,其焦虑非但不能减小,反而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一旦逆着这种潮流,就会被认为是逆流而行。

东方主义观念下知识分子群体的焦虑也是权力之争,即知识、思想话语权之争。他们要么是因为大学里的学科研究导致对东方主义的觉醒而开始为其呐喊、行动;要么是因为意气之争提倡东方主义观念,尤其是儒家观念;要么是因为越来越感受到自己文化的根脉在中国传统文化这里,所以,要重新去寻找自身的价值皈依而反抗现代以来的西方观念,尤其是现代性观念。

在这里,最可取的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用西方乃至世界文化来改造传统,使中国文化与世界共融,从而变成一种新的全球文化。不同于单向的以基督教为信仰的西方文化,事实上,当世界的文化都变成单一的基督教文化时,世界文化开始走向它的反面,发生多样化的分歧,不同的文化就有可能重新焕发新颜。政体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化,它随时都有可能调整自己的方式以适应新的现实需求。如何从这种影响的焦虑中走出来,这是微信中后期或者说后微信时代的一大难题。如何在微信时代拯救我们的文化和国家?这是个巨大的问题。

微信唤醒沉睡个体

如何解决平等需求对人类自身解放的贡献可能是微信最大的社会价值。那么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在大众面前表达的人们,此时正在用点滴的图片、段子表达着自己。他们与知识分子群体的表达形成对比,但他们也是意见的表达者。

在最初的神学时代,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是不能思考的。之后,国家承受了神的意志,国家意志开始,皇权常常假借神的名义对人类发号命令。知识分子是最早觉醒的一群人,所以,他们遭受压抑,而广大的普通民众并未觉醒。然后,神权被推翻,皇权也被推翻,知识分子开始手舞足蹈,以为夺取了神的权杖,这是现代媒体时代。而现在,在互联网上,那些从未感受到压抑的最普通民众,在翻看着明星、知识分子及自己的朋友圈时,他开始有话可说了,有图要发了,有意见要表达了。目前,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发自己的生活照,发各种搞笑的段子,转发各种内容。

如果有人开始在微信上与他交流思想,那么,这个沉睡着的微信个体就觉醒了,开始表达自我。事实上,他在生活中拥有自己的想法,现在可在微信上表达,在信息世界里存在了。一旦体验到自我存在,他便有了表达的欲望。然而,目前的微信只是开始。我对那沉默的大多数人突然都要开口说话,还没有太多的心理准备。也许我们得慢慢适应,也许这就是自媒体的方向。

这一点上,它还有巨大的空间。是不是可以为微信言论立法?是不是可以从微信开始进行各种契约,使互联网向健康、法制的步伐迈进?对个体表达信息的保护能否探索出一条实践之路?等等。

如何构建国家精神共同体?因为影响的焦虑所致,国家认同已经面临巨大的难点。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去认识国家和政府的功能、认识知识分子的角色、认识普通民众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政府与知识分子及广泛的普通大众之间应当寻找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达成一个新的精神共同体,形成相对的共识,重新凝聚人心,面对新的世界。微信的运营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应当有担当精神。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政府、知识分子、民间几方面力量应当重新反思信息的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目前我们对信息技术的顶礼膜拜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是一种拜物教。我们应当重新构建一个健康的信息生态社会。福柯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指出,那时成为人类显学的精神分析学、考古学及人类学知识已经对人类产生了莫大的危害,它用知识终结了人,使人不知去向。而信息是知识的另一种延伸,信息对人类的负面效应我们还没有去反思并充分地认识。事实上,信息也在不断地解构着人,使人离大地越来越远,离自我越来越远。人类应当及早克服这种负面的动向。总之,微信对于我和这个时代,意味着解放,也意味着新的担忧、恐惧。这便是事物的两面。

正是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政府、知识分子、民间几方面力量应当重新反思信息的正面价值与负面效应。目前我们对信息技术的顶礼膜拜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是一种拜物教。我们应当重新构建一个健康的信息生态社会。

(徐兆寿: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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